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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说这段时间，士林因“引力”一说纷争不断，但是老成持重的臣子，对此却不怎么关心。他们又不是靠经学吃饭的，对于这古怪的新学说更是不感兴趣。与之相比，天子和王安石的动静才更重要些。之前王安石提到的“贡举法”未曾正式颁布，但是太学改制已成事实，估计考过明岁春闱，就要落实了。连关乎仕途的抡才大典都能动，还有什么是他不敢动的？

因而在“募役法”正式出台时，在众人哗然之时，不少人也开始奋笔疾书，上谏直陈了。

免除衙前重役，可是连司马光和欧阳修都提过的。但是免役归免役，让官户、豪右、僧道这些原本免役之人掏钱助役，可就是他们万万不愿看到的了。若是士人跟乡民一样，都要掏钱才能免役，朝廷的体面又在何处？

莫说是这些朝廷忠臣，就连三司条例司里任职的苏辙都忍不住上本反驳，王安石可不愿看到自家阵脚大乱，立刻安排其出京巡视各地水利。

连弟弟都被赶出京了，苏轼自然也是大怒，就连赴宴时，也忍不住说一说国事：“自古役人必用乡户，犹食之必用五谷，衣之必用桑麻，怎能以他物充代？这募役的法子，实在异想天开，终会害民！”

说着，他对一旁正跟人窃窃私语的甄琼道：“凌霄子乃天子近臣，何不劝谏一二？须知这募役法若是施行，似你这样的道人，也要纳钱助役了！”

这募役法的总则就是“计产赋钱，募民代役”。也就是不再征调乡民，而是采取雇佣的法子，由官府雇役力。当然这个钱还是要百姓来掏的，就要按户等和家产计算多寡，征收入库。如此一来，岂不又给百姓增加了一重赋税？还有士人自来为官，哪有掏钱助役的？贫者要加赋，富者也要平白给钱，哪有这样的事情？

甄琼也是好久没参加这种宴会了，一直埋头写文，只盼能早些定稿，出版他的《造化论》。现在有了个底稿，正好拿来让人帮他瞧瞧。沈括可以修改错漏，李格非则能通顺语句，有这两人，他就不怕出丑了。

谁料正改着文，突然被点到了名，甄琼也是一脸茫然的抬头：“纳什么钱？”

“助役钱啊。你若是有房产、田亩，乃至耕牛、水车，都会算作家产，缴纳助役钱。凌霄子不觉得荒唐吗？”苏轼见他一无所知，便解释道。现在朝中上下都在谏言，能多一人帮着说话，总是好的。

甄琼立刻警醒起来：“真要交钱？要交多少？”

“还在算，若是田亩过多，一年怕不要数十贯！”苏轼立刻道。

“哦，吓我一跳。数十贯还好吧？”甄琼松了口气，他现在虽然不拿月俸了，但是账上的钱可是数不过来的，吃利息都比那数十贯要多啊。更别提他每年还有好几万贯的经费，朝廷既然要征收助役钱，交就交了呗。

苏轼被噎的气都差点没上来，缓了缓才语重心长道：“不是这般算的。若是一户交这么多，天下赋税又要增长多少？景声，你家中应当也有不少田亩，能归为上户。不怕受其害吗？”

甄琼这小道不懂，韩邈这个商人总该懂了吧？

韩邈闻言却道：“子瞻兄应当也知衙前之苦，此事总该想个法子解决。纳钱看来是多，但是应役之费，也是惊人。且应役无法务农、经商，耽搁时间损失更大。其中优劣，还是要算算方知。”

“家家户户都要交钱，岂不是增税？这种事还用算吗？”苏轼皱起了眉头。他也是当过地方官的，见过百姓对于衙前的深恶痛绝。然而加赋敛财，他万万不能认同。

“若是服役，吃用都要自己开销。就算一日只花十文，一载就要三千余钱。应役两载，花费六七千，家中还要缺个壮年劳力。若是能交钱免役，怕是有不少人会欣然应诺吧？”韩邈可不管苏轼所言，直接算了起来。

这赤裸裸的数字，让苏轼一怔，他只想到道德大意，还真没有仔细算过。然而念头一转，他又摇头道：“差役乃是轮替制，并非年年应役，这算法似有不妥。再者说，若是家贫无法纳钱呢？照常收取，岂不要逼得人破家！”

韩邈干脆道：“若是无钱的下户，就当免其差役。只要划出个定额，按照家资来算即可。如果不愿纳钱，也可出人服役。有个挑选，自然会有人选更合适自家的方式。”

这法子可行吗？苏轼难免也思量了良久，才道：“如今女户、单丁户、未成丁户这些免役之人，也要缴纳助役钱，难道不过苛吗？”

“只要是按田亩算，就有其道理。况且这些人还是只需缴纳一半的助役钱，比寻常免役钱要少。若是家资不丰，自可由朝廷减免，少收或是不收。此事说到底，终归是个算的问题。只要算出的数目有益于民，就可推行。”韩邈说着，长叹了一声，“不过区区商贾，思量难免有所不足，只会算算账面的东西。还要朝廷诸公多多费心，想出个折中的法子。”

若是换个人这么说，苏轼必然不放在心上。但是这韩邈毕竟是凌霄子的夫婿，又是东京城一等一的大商人。若是施行这法度，对于他，乃至他身后的相州韩氏都有巨大影响。没料到这人居然持如此态度。

饶是苏轼文思锋锐，辩才无碍，也要回去想上一想了。

韩邈对于苏轼的想法却不怎么关心。这新法对他而言，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东京，而在相州。他的《日新报》是因何而办的，韩邈可没忘记。

作者有话要说：　　苏轼最初是反对新法的干将，在颠沛十载重新归朝后，又反对司马光罢黜“募役法”，再次被流放。不是他不合时宜只会挑刺，而是因为他亲身经历过，政治观点发生了变化，站在了更广大的百姓一边。一成不变的只是人设，是人就会有变化，心态上的，阅历上的，立场上的。而苏东坡的伟大，也正在于此。

第161章

没有让韩邈等太久, 只是七八日, 相州就有来使。如今已经复判相州的韩琦韩相公, 让人捎来了一封书信。

仔仔细细看过了韩琦的来信，韩邈轻声一叹：“相公真乃直臣也。”

其实韩邈最担心的，就是韩琦对于新法的态度。之前的“农田水利法”, 韩琦并没有太大意见，故而《日新报》可以顺水推舟，支持一下新法, 乃至为其查漏补缺。到了“保甲法”和“将兵法”, 事关军事，《日新报》根本没有发言的立场, 也就避而不谈。

而现在的“募役法”就大大不同了。此法是要“公议”的，要天下官吏都来“论定”, 无人有异议了方才施行。这是天子和王安石对于“募役法”的看重，同时也其软肋所在。若是民意汹汹, 这新法还能施行吗？

而引导民意的最好手段，正是《日新报》这样的报纸。更重要的是，久居东京城的百姓, 未必会支持这个新法。因为新法欲对城市中的上五等户, 官户，僧道户等等征收“助役钱”。偏偏这些人在东京城里人数众多。一旦《日新报》有意煽动，怕是能引来山呼海啸，直接让天子改了心思，让这新法无疾而终。

违逆新法, 必然会引来王安石的关注，就算有甄琼这个圣眷正浓的通玄先生，《日新报》也必然会受打压。而支持新法，韩琦却未必会同意。毕竟这个新法不同以往，是真正涉及到了千万官员、豪富的利益。若是韩琦执意反对此法，《日新报》要不要遵命呢？虽说韩琦重新入两府的可能性已经很小，但是他有五个成年的儿子，势必要继承其遗泽，再出一位相公也不出奇。更勿论韩邈本就是韩氏疏宗，若是执意悖逆韩琦的意思，将来势必难做。

更让人为难的是，韩邈自身并不反对这新法。他经商日久，去过的地方更是不少。见过数不清的中下户人家，因为“差役法”受累。现在的新法虽有不足，但是也不能因噎废食，全盘否定。若是韩琦当真反对新法，韩邈也不免要细细思量，究竟是坚持本心，还是顺应人意了。

好在，这封信来得及时，犹若一颗定心丸。

“景声兄，相公究竟是何安排？”听闻韩邈之言，一旁枯等了许久的李格非精神一震，立刻问道。

身为《日新报》的主编，他的立场也有些尴尬。一个是他的恩主，护他父子两代，唯有肝脑涂地方能报答。另一个则是他现在的雇主，也是呵护备至，助他成就名望。这两人若是起了争执，他也得左右为难。

韩邈把那封信递了过去，笑道：“文叔不妨先看看。”

李格非立刻接过信，一目十行看了起来。一直看到信末，他才轻轻松了口气：“相公天下能臣，所言非同凡响啊。”

这信上说的，实在大大出乎了两人的意料。韩琦对于“募役法”并不赞同，甚至言词颇为激烈。但是反对的却不是“募役”本身，而是其中一些内容。在“募役法”的几条细则中，有一项极为引人注目，就是原本不需要服役的那些人家，譬如官户、城郭户、女户、单丁户等，需要缴纳平常免役钱的一半，用来助役。

对于寻常的官吏，乃至大户豪富而言，这当然是侵害了他们的利益。但是韩琦的着眼点不同于这些人。在他看来，“差役法”里衙前、押司之类的州县役，本就该是这些上户的职责。他们逃避日久，现在却只需比旁人还要轻一半的代价，就能轻松避过。而那些下户们，每年夏秋就要缴纳两次赋税，现在竟然还要交免役钱，岂不是又多了一样苛捐杂税？

至于针对灾年设置的“免役宽剩钱”，就更离谱了。要每年多交二成的免役钱，储蓄起来，到了灾年就无需向民户征收免役钱了。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？若遇灾年，本就应该朝廷赈济，免除赋税劳役，怎么还要小民提前支付，变相敛财呢？

此法若是施行，不过是损下户而益上户。当年他在并州施政时，曾言“差役法”致使“富者休息有余，贫者败亡相继”。这“募役法”跟当年也相差无几了。

如此言论，可是直刺根本，想来王安石确实有把这个新法当做“富国之术”来用。而他对于官户、上户减免赋税的宽待，也未尝没有一丝自保的心态。万一过于严苛，那些兼并之家的豪富拒不执行，甚至全盘推翻新法，他岂不要难办？

这些隐晦的想法，都被韩琦看在了眼里，并明明白白点了出来。这就是为官四十载，历经三朝的能臣之言了。而他对于韩邈的要求，就是针对这些，在《日新报》上撰文。役法更改不是不行，但是应该想出更稳妥，更完备的方案。

这要求，可比一味反对要好办多了。